【未和谐版，阅后即焚】野夫：莽汉李亚伟
拍剑东来还旧仇
我是一个一生都渴望摆脱心中那个像猪一样活着的耻辱感的男人。
原 生 态 · 有 机 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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莽汉李亚伟
野夫
最近一次跟他喝酒，是在十天前的大理。那天其实我们刚刚从一个酒局撤退，回到我们山水间的居所楼下，我们两双鼠目滴溜溜对看了一下，各自都笑了。我们都懂这含义——两个老傻比，还不愿散去。还得继续对酌几杯，不然何以销此长夜。于是到寒舍坐定，我搬坛子倒酒，他找烟燃上。菜是没有的，聊天扯卵谈下酒。过去袍哥的黑话叫——打话平伙。如果是男女凑合一堆，叫“打肉平伙”。
我们已经这样喝了将近三十年，相看两不厌，看来还得喝到老。
想起我们的第一次酒聚，那还是1987年。那时我在武大，算是一个写诗的人。有天下午宿舍门被踢开，冒出来一高一矮一肥一瘦俩男人。进来便问谁是野夫，我看来者都像从金庸笔下出来，形貌略显古怪，还以为又是谁来寻仇。瘦高者自我介绍说：我是李亚伟，这是杨黎。
顿时大欢，赶紧去校园小酒馆布酒，并通知熊红等兄弟赶来陪酒。
那时的诗歌江湖，他俩都算是开山立派扬名立万的人物。亚伟的叫“莽汉派”，杨黎的叫“非非主义”。虽然此前未曾谋面，但却神交已久。所以一见如故，当下开始一场恶战。
酒阑之际，皆已深醉。不知为何，他俩忽然争论其莽汉和非非的高低问题。原本理论之争，我也懒得置喙。正在结账，忽然发现他们打了起来。从店里打到外面马路，亚伟身手敏捷且高大，一下子把杨黎按翻在路边水沟里。我看是真打，急忙跑去扯开，把俩人按在石座上，开始像一个指导员一样批评。我也是醉了，可能说得动情，两人马上又开始互相道歉，还十分肉麻地抱头痛哭起来。
最后，我把亚伟扔到了我的床上，杨黎交给了另外一个男生。次日中午醒来，我去看我的床，已经被他呕吐得一塌糊涂。我只好忍痛拆下被子床单，直接打包从窗户丢了下去。
这就是我们的第一次相逢，杯酒订交，没想到竟成了半辈子的兄弟。那次他来武大，是来拜访武汉写诗的一些兄弟，顺便推广他们的地下诗刊《中国当代实验诗歌》。那次他似乎在武汉很呆了一段时间，我们学生食堂开饭时，他就去门口摆地摊卖。当年学生多爱诗，他们的诗刊确实有振聋发聩的力道，卖来的钱也就勉强够喝酒了。
当年如他，能有勇气在食堂摆地摊卖诗，确实让我有些佩服。后来他邀请我和赵林等哥们一起去范道鉴家吃火锅，更让我暗自叹服的是，他竟然把我们法律系的系花也弄去了。这女子是食堂的一道风景，多少人垂涎，没想到竟然成了一个地摊客的菜，让我们这群武大郎十分不堪。
三十年来，一直在研究李亚伟泡妹妹的艺术，
高深莫測啊！
那是我们第一次吃火锅，他也不知道哪里弄的牛油底料之类。更吓人的是，他还买到了活黄鳝泥鳅，大家都不愿动手杀生。看着满锅滚开的红浪，他说没事，直接倒进去煮熟就吃便是。哪知这些活物一进油锅，顿时烫的满锅腾飞，场面十分惊恐壮观。大家一起满地抓来，继续投入，盖住锅盖，最后才终于入口。
酒到八分醉，他开始朗诵他当年的成名作《中文系》，又朗读胡冬的《我要乘一艘慢船到巴黎去》。他用酉阳土话，大家被诗中那种幽默和泼辣逗得哈哈大笑。尤其后一首诗，其中有很多惊世骇俗的色情想象，听得那位系花面潮耳热花枝乱颤。
喝酒打架和泡妞，虽曰乃当年诗人通病。但放在亚伟身上，则几乎成了他一生的符号。他的诗开了一代风气，他的诗意的活法，更是影响了一代人。我虽比他略长一些，但在学坏的路上，一路狂奔迄今，似乎还是未能赶上他的步伐。
大约是1988年初夏，他又找我来了。这回带的人马更多，记得有雷鸣雏，还有一个美女，还有俩小兄弟。那时我们也快毕业了，寝室里有两空床。大家挤不下，就把桌子拼在一起睡了两个。
这次他们是要去闯海南，那时海南传说要建政治特区，天下有理想的青年，都争着要去赶海。我说你们先去打前站，我随后就到了。结果他们一去，就再无消息。等我去海口公安局报到了，打听他们下落，只听说他和廖亦武在那又打了两架，然后回四川了。
某日我在一服装市场，意外邂逅了雷鸣雏。只有他留下来了，找不到工作，买了个手动压面机，租了破房子做挂面卖。他说他考察了全岛，都是卖油炸波纹面的，没有筒装挂面，这个应该能发财。他哪里知道海南潮湿，挂面根本晒不干，家里放几天便长霉，根本没有市场。我要了他两百斤面条帮他卖，结果害得我大群兄弟吃了半年的霉面。补记：这哥们后来成了全国著名的企业策划大师，有这失败的面条垫底，估计啥也能策划成功了。
现在中文系在梦中流过，缓缓地
像亚伟撒在干土上的小便，它的波涛
随毕业时的被盖卷一叠叠地远去啦
次年的夏天，都知道的那件风波后未久，我在海口街上忽然撞见了万夏。他是莽汉派的主力，亚伟的师弟和死党。我赶紧打听他们的消息，他说他是来避祸的，亚伟也在案。我们匆匆话别，各自逃生。没多久，已经在湖北的我，很快知道亚伟万夏老廖一干人等，全部进去了。
当然，我也最终在劫难逃。兄弟们一个个接踵而至，在那个年代，也就算是诗人的宿命。到了1993年底左右，我忽然在狱中拿到一本书，是顾城的情人英儿写的《魂断激流岛》。书上印的策划编辑，竟然是李亚伟。我终于知道他自由了，很快传来消息，说他和万夏，都已经成了北京的大书商。
1995年初夏，我甫一出狱，立即就赶去了北京，目的就是要找亚伟取经。那时听说他已然是大款，在北京长年包宾馆住，做书赚大钱了。对于急于谋生的我来说，自信这个兄弟肯定要帮我。师弟陈勇带着我去惠侨饭店，找到正在数钱的万夏，说亚伟刚好回四川了。万夏请我吃韩餐喝大酒，一瓶接一瓶的韩国真露，老子一看，果然是发财了。
万夏告诉我，他和亚伟、刘太亨等兄弟被无端关了两年，就判了首犯老廖。他们拿到一个“不以反革命罪论处”的白条，就莫名其妙地放出来了。然后他们只好帮书商编书稿，悟出门道，自己开始做书商。他像传说中的小姐，电报召唤老乡一样对我说：这行当人傻、钱多，瘾大，快来快来。
我没钱去北京创业，只好在武汉做书。带着第一本易中天先生的书，去广州参加书会，这才终于见到亚伟。他天天请我好吃的，让我把书放一本在他的房间，他帮我下货。我自己在师父王继的房间摆摊，他押着洪晓东到我房里说：这是野哥，刚出来，你必须马上下钱。东哥看了看我的书说：你这像盗版啊。说完很不屑地掏出两千元，往我面前一砸说：北京，来两件。
散会时，我基本没收到什么钱。亚伟掏出几张纸，上面写满了发货地址，老板，电话等。他说，你就回去按这些地址发货就是，我负责帮你收款。我知道我那书印砸了，根本卖不出去。他那时是进货商追捧的对象，面子大，尤其是各地批发商多是少妇，个个追着喊“伟哥，你的货我包了，要独家哟”。于是，我就按他的路条，总算把货发了大部分出去。
大半年后，我公司倒闭，开始北漂打工时，大群前诗人且都是书商的哥们，一起酒聚。他悄悄掏出一沓钱给我说：这是我帮你收的书款。其实，我知道，那些书，基本都退货了，他是拿他自己的钱，在暗中帮我。
1990年代的民营出版人，官方称为不法书商，民间又叫二渠道。具体业务就是自己组稿或编稿，然后找出版社买一个书号，自己印刷发行，付款收款赚取利润。这个行当门槛很低，非常适合走投无路的读书人创业，因此当时在北京云集了大批的诗人和“两劳人员”。每年出版界要在北京和一些省会城市召开图书订货会，于是书商们也都跟着要聚会几次。
当年的订货会都是现金交易，每个会一个书商往往都会收到上百万钞票。那些年的李亚伟久贫乍富，每天过着挥金如土的豪奢日子，仿佛后来的煤老板一般腰大气粗。但他以及我们这一批诗人书商，基本都不擅理财。每天包租宾馆，却不知道买房。那时北京的房市也就三四千一平米，大家完全没有置业的概念。
奸商时代
他的钱之主要出路是喝酒，晚宴喝白酒，喝完立即到歌厅继续喝洋酒，歌厅熬到打烊了，再到路边摊喝夜啤酒。妈咪视之为钱庄，三陪待之若恩客，连歌厅保安都认识这伙人了。一天，另外一书商在其中惹祸，被保安群殴，疾呼亚伟救援。等亚伟赶去时，他们已撤退，打得还未尽兴的黑保安们，一下认出亚伟是那一伙的，不由分说立刻棍棒侍候。可怜亚伟顶着满头鲜血，仗着手脚还利索，杀出重围直接跑到医院缝针，总算捡回一条命来。
他这样帮朋友挨打的事情，也不是一回两回。还有一次，他们几个在一烧鸡公小店喝酒，其中一哥们和邻座同样多的一伙人干了起来。两厢捉对厮杀，亚伟按翻一个打趴，再去救援另一个被按翻的兄弟卢中强。大家得胜撤退，他忽然想起他的手提皮夹还拉在那酒馆，自个回头去拿。哪知对方受伤了正在报警，见他独自回来，立即开始群殴。他挨了很多板凳，最后仗着两手两支筷子杀出重围，皮夹还是被赶来的警察拿走了。
次日我去看他，他卧倒床头，满背青紫，内伤不轻。警察在他皮夹发现了身份证名片银行卡和现金七千元，电话叫他去所里投案。我一边帮他擦药，一边问他咋办。他说去了肯定拘留，只能找人说合。钱就给对方付医药费，其他东西取回即可。我说这个办法可以，但是再也别打了，我们也打不动了。
书商那些年，我们过的都是这种烂生活。每天喝酒打牌，然后泡歌厅。某夜，马松喝醉又和隔壁包房的一伙惹出事来。对方人多，要冲进我们包房打马松，我和胖哥在门口截住他们劝和。马松电话招人，准备大干一场。我立即电话亚伟，我说千万别来了，最后总算平息一场血战。
终于有一天，大伙喝醉又去中韩歌舞厅。两边列队的小姐齐呼欢迎老板，我掉队走在最后，只听两个小姐在嘲笑的耳语——这群只会唱《三套车》的老傻逼又来了。我顿时大赧，一想我们也确实过气了，过气到连小姐都瞧不起的地步。
可是这群人——李亚伟、郭力家、万夏、马松、赵野、陈胖子等等，放在80年代的诗坛，拎出谁都是一方人物啊。大家被时代洪流所裹挟，因性格选择而悲剧，沦为不法书商已是无奈。再长此以往，也许就像金斯堡的《嚎叫》所言——我看见这一代最杰出的头脑正毁于疯狂。
在林中升起柴火
等待酒友踏雪而来
四十如晦，兰梅交替
年年如斯
于是，有一天我说，我们还是开始写作吧。隔了几天，我和老家都拿出了作品，再过些时，亚伟秀出了他的《河西走廊》第一首。大家传阅，顿时拍案叫绝。他开始恢复他那天生的才气和极端个性的语言，我敏感地直觉到，他的回归诗坛，必将掀起民间写作的新一轮狂潮，乃至重新定义第三代诗史。
在那之后未久，我们相继放弃书业。我远走云南，他退回成都，都开始慢慢的写作。但也经常在各地各种酒桌上邂逅相逢，桃李春风，江湖夜雨，一晃也都四十几岁了，我们的人生似乎也该书归正传了。
那时他和默默赵野卢中强等一起，在香格里拉买了个客栈。我正好有段时间无路可走，只好去这里写作。就在我忙于稻粱谋时，忽然他兄弟给我致电说——亚伟查出了肺上肿瘤，需要立即动手术。
我闻之色变，担心从此幽明永隔，立刻飞去成都，希望伴他一程。兄弟相见，他还是要对酌，我说你还是把烟酒都戒了吧。他大大咧咧满不在乎地说：要是恶性，现在再戒那也迟了，还不如让我多享受几日。如果是良性，我又何必持戒呢？大家想想也是此理，也就陪他胡吃海喝，等着接下来的手术。
那天一伙亲友把他推进手术室，大家都忧心忡忡等着判决。生死临头，豁达如我辈，也难免心有戚戚焉。未久结果出来，万幸的是良性肿瘤。从他肋骨插刀，肺上取出鸡蛋大一球，宣告从此无忧，亲友皆大安。术后未几，他又烟酒如故了。但是毕竟好长一刀，伤了元气，人也消瘦了许多。
他那时有个老旧吉普，放在香格里拉，需要开回成都。我说陪他去开，两人一路自丽江到宁蒗，被人指错了路，一下开进了著名的险路——大凉山的烂泥沟。那是最贫穷的彝族地区，路上很深的烂泥；相传很多人经此遭遇劫匪。我们歪歪斜斜地一路滑行，不时还得一个人下车目测路宽，指导方向。
山上又开始下雪，不时经过彝人破烂的村庄。亚伟开着开着，忽然停下，伏在方向盘上对我低语道：野哥，我不行了，开不动了。我深知他的内伤还在，我看着这个一生勇猛的莽汉，那一刻忽然虚弱得像一个孩子。我知道他是一个很难服输的人，仿佛从那一刻起，我们开始进入我们不得不服输的中年。
我接着驾驶在那瘴气弥漫的小路上，再也不让他换手。老兄弟很长时间都沉默着，不知道前路还会遭遇什么问题。也许神灵保佑，三天后我们顺利抵达了成都。后来在路上，我对他说——我们该要消停了。你是这个时代顶级的诗人，你不写诗，完全糟蹋了你的语言天赋。我说，我们非常幸运地与这个时代众多非凡的人成为兄弟，我们之中必然有一批人终将走进历史。
我一直相信，一个杰出的人必有来历。古人说的富贵有根，英雄自有出处，讲的都是这样一些道理。
亚伟1963年出生于渝东酉阳县城关镇。酉水发源于我家乡鄂西之宣恩，流经湖南龙山进入酉阳、秀山，再入湖南保靖、永顺、古丈、沅陵等县，汇入沅江。看这些地名皆知，这就是文化地理上著名的武陵山区，也即土苗两族生存的腹心地带。史载秦灭巴国以后，巴之开国五姓流散到酉、辰、巫、武、沅流域，史称五溪蛮。
酉字，象形酒坛，在古代也是酒的异体字。相传酉水特别适合造酒，这一带的人民也就非常喜好这一口。蛮族后裔且善饮，醉罢淡生死，因此勇武善战，多出武夫，也多情浪漫。沈从文笔下酉水常现，著名《边城》之茶峒就在酉水畔。
奔跑吧，兄弟
李亚伟家世居于此，祖上多为军人或塾师。其族高祖李孝渊是黔军的师长，其祖父李继芳继承家风，1926年便考入云南讲武堂；后随其族祖在黔军政治部任少尉副连长。到1940年代，身为上校军官的李继芳因为负伤而解甲归田，回到故乡酉阳行医。他是那个年代少有的略通西医的人，1950年酉阳易帜之后，由他负责组建县人民医院。
那个年代的旧式军人，难免染上大烟。新政首先开展禁烟肃毒，他被撤职查办；很快又在接踵而至的镇反运动中，作为曾经的国军余孽被判刑入狱几年。幸好他军阶上校，属于统战对象而被免死。
亚伟的父亲毕业于著名的酉阳龙潭中学，系民国不多的高中生。那时共产党初入各地，广泛招募识文断字的学生入伍，经过短期培训后，成为基层政权的干部。他也在1950年进入重庆的中共西南军区干训队，并认识了从万州而来入学的亚伟的母亲。
当时各地开展土改和镇反运动，亚伟之父奉命派回故乡剿匪。结果因为自己的父亲都在被捕判刑之列，他成为新政难以信任重用的人；不得不从公安处改行，转到地方工作。1956年，他和当年那位万州女同学一起，受命组建人民银行酉阳分行，两人恋爱结婚，才有了亚伟他们四姐弟的陆续诞生。
她们一真一假
从两个方向归到虹娃的身上
在这些个晴好的天气
一行行优美的文字把它迎上了枝头
他们家在土改时，被可笑地划为“军阀”成份。一个军阀子弟，且文化水平又远在一般土共之上的人，很难在接下来的各种运动中独善其身。到了1957年，他顺理成章地被打为右派，成为被监督的五类分子的一员，并被长年下派到各个公社去做驻队干部。同样，亚伟的母亲也被从银行下放到另外一个公社，成为了供销社的会计。
亚伟的奶奶也是大户人家出来的女人，守着自己的男人服刑归来，成了两个无业城镇居民，只好跟着当了革命干部的儿子生活。也就是说，在亚伟的童年少年时代，一直跟着爷爷奶奶一起成长。他至今身上的很多雅好或恶习，多来自于祖辈的影响。
爷爷虽然是牢释人员，但毕竟当年富贵，虎死不倒威，依旧好饮酒。每天喜欢坐门前看云卷云舒，哼几句小调，背诵几首古诗。偶尔兴起，也会悄悄自题几句。在亚伟的记忆中，爷爷奶奶在那个时代，都还可以穿白衣服，爱吃醋——这是乡村讲究人才有的嗜好。而时常爱来串门的一个舅姥爷，更是小城著名的风流人。喜欢唱戏，长于打情骂俏而韵事不断。
即便在一个极端歧视和窘迫的年代，亚伟也从这些乡绅遗民前辈身上，沾濡了许多王孙子弟的雅痞习气。
我在那些与亚伟对酌忆旧的日子里，经常想起我们共同的出身经历，简直是惊人的相似。父母教育的缺位，隔代长辈的宠溺，野蛮年代的胡乱成长，都足以使我辈成为那一代叛逆孩子。
他很小就开始逃学，跟着邻居的一个不良青年去钓鱼。那男人刚结婚，成天跟七八岁的亚伟吹嘘，自己的老婆“搞着是多么舒服”。童年的亚伟开始初醒人事，被那大哥弄得成天蠢蠢欲动，忍不住央求说：哥，把嫂子借给我弄一下嘛。大哥笑骂他——你那完全是筷子搅酒盅，不行。
他11岁就被表哥教会了抽烟，之后学会了“磕手铳”。为了买烟抽，不得不悄悄克扣家里让他买米的钱。依旧不够时，只好去偷破铜烂铁卖，最后发展到把家里的锅故意砸碎，拿去换钱。
他在小学快毕业时，和一群小孩去偷西红柿，被抓到公社武装部。其他的孩子都没事，他被大人指认为五类分子后代，因此取消了他上初中的资格。这是他人生的第一次被抓，差一点从此成为野孩子或者少年犯，彻底改变他的今生。
他的妈妈不愿看见孩子早早失学，只好把他带到自己所在的乡下，去读“带帽初中”——也就是小学特设的初中班。母亲经常出差，幸好他姐姐也下乡在那当知青，于是长期逃学混知青点的饭菜，成了他的主要兴趣。
那个年代的知青中，有很多十分文艺的青年。他们有的已经开始读很多禁书，传抄黄色小说，哼唱原创或民国的歌曲。一些重庆知青从城里带来了时尚，以及对时政的反思和批判。其中一个叫蔡利华的男知青，那时已经开始读黑格尔，给亚伟他们谈贝多芬巴赫之类遥远陌生的事情。
除开这些高雅影响，当然也有女知青看他可爱，拿一挂鞭炮，就换走了他的童子身。他在那过早开始的偷欢里，惊险地体验着人世的醇酒妇人之乐，并乐此不疲地贪杯到今天。
在这种看似没有家教的日子里，他像一棵风吹来的大麻一般，自撸自嗨地茁壮成长。他的小雀雀和大脑一起竞相发育，从各种底层烂生活里吸收营养；喉结和诗性隐隐开始出现，他竟然跟着那些大孩子一起爱上了读书。从《少女之心》启蒙而自然过渡到《安娜.卡列尼娜》，对一个根器不错的孩子来说，并不需要漫长的时间。
1976年，这个国家在人心所向期待已久之后，终于出了一串大事。这些遥远京城的大事，却实实在在地改变了我们这一代孩子的生活。他的父母落实政策，13岁的他也沾着政变者的光，跟着父母回城读上了高中。在县城一中，野蛮成长的他学会了拉帮结派打架斗殴，被校方定性为酉阳中学的“四人帮”。1983年严打时，他的另外几个街头发小被判了无期等重刑。
一个坏孩子开始慢慢步入他略需稳重的青春，知青点打下的百科知识底子，使他远比一般的城里孩子要成熟。1978年，他和他姐姐一起参加高考。姐姐考上了省城，他却名落孙山。他开始向往城市，决心复读；次年再战，哪怕数学只考了三分，他还是被录入了南充师院中文系。
为性生活比我幸福的人让路
看着几乎不可救药的孩子，竟然成为了那个年头屈指可数的大学生，惊喜的父母为他配上了“宝石花”的名牌手表。从酉阳背着被子脸盆箱子出发，他像今天的民工一样，五个小时的车程才到龚滩古镇。然后在龚滩上船，沿乌江滚滚而下，日夜之后才到重庆。再在重庆转汽车，蜀道艰难，一天之后才能抵达南充。
这是他平生首次看见城市，看见各种奇装异服迥异于家乡的红男绿女。在学校迎接新生的队伍里，那些师姐清纯大方的笑容，唤醒了他久蓄的雄性意识。他来了，他入了学，他还将入这个既讨厌又离不开的世界。
他认识的第一个同学，是同时从酉阳考来的下乡知识青年敖歌。
敖歌是个不俗的人物，在1979年穿着一身父亲的旧西服，背着一把吉他来报名上学，简直可谓当年校园的一道奇观。敖歌的父亲是民国年间的浙江大学毕业生，是秀山赫赫有名的落魄知识分子。他会小提琴和吉他，因此敖歌很早就受到了良好的音乐教育和训练。亚伟跟着敖歌学吉他，获得了最初的音律熏陶。
我跟着亚伟认识敖歌多年，他的传奇人生令人唏嘘，容当以后专文再述。
之后他结交了同学胡玉，每天一起喝酒厮混。然后同年级数学系的马松——这个他命途中的重要坏哥们，开始主动前来拜访他们。还有李亚林、石方等不良同学，隔三差五串联。坏人一旦扎堆，必定天下不安。紧接着80级又招来了诗歌青年万夏，整个南充师院进入了一个未来注定牛逼的诗歌动乱时代。
这大地是山中的老虎和秋天的云
我的死是羽毛的努力，要在风中落下来
我是不好的男人，内心很轻
他依旧喜欢逃课，但是爱上了图书馆。每天狂读西方现代文学，发现诗歌是古今中外的泡妞神器，于是开始学着写诗。他和胡玉牵头成立了“刹那诗社”，发现学弟万夏也同年成立了“彩虹诗社”。两个诗社仿佛两大黑帮，决定喝酒谈判，合并组成“金盾诗社”——这个看似公安系统的傻比名字，在出过第一次诗歌墙报之后，便被校团委及时制止和废除了。
但是诗歌已经像毒品一样，侵入了他们的骨髓。他开始每天旷课，泡茶馆写诗。晚上酒聚，白天睡觉，两个辅导老师，竟然一个也不认识他。每次点名，知道班上有这个学生，一年下来，却缘悭一面。于是决定抓他的逃课行为，并在全校贴出警告布告，还在校广播站义正词严地通报。
1980年代初的中国大学，远比今日开放和包容。我高亚伟一级，完全熟悉当年那种无法无天的诗意生活。一边读书，一边混社会，确如亚伟诗歌所言——我们是一群腰间别着诗篇的豪猪。
万夏和胡玉在社会上打架，被警察拘留数日。他们这伙烂兄弟恬不知耻地前往探监，声称出来后再去打回来。敖歌那时已经是南充市有名的音乐人，跟社会上一批玩音乐的嬉皮已然打成一片。大家那时都穷，父母寄来的生活费，远远不够他们随时聚会的酒钱。
他们不得不去鬼市偷港衫换酒，去赌博，最后发展到摆地摊，出售自己的旧衣服聚餐。实在无物可卖时，亚伟卖出了父母给他的宝石花，换了一块“山城”牌手表。中间的30元差价，也够他们喝一壶了。好景不长，最后他只好再卖出山城表，换了一块十元的电子表。
那时他们结交了一批刚刚退伍的越战老兵，这些嗜血青年带着他们操社会。一起去兵工厂喝酒，弄来各种摘掉徽章的军服警服穿，扮酷装时尚，呼啸来去，横行街头。
师范院校那时由国家统一发放饭菜票，18元钱实在不够他们糟蹋。这帮坏小子竟然发展到去结交印刷厂的师傅，偷偷印制假饭菜票，去食堂退钱拿来喝酒。一来二往，印厂的师傅也成了兄弟伙，竟然帮他们偷学校的考卷，让他们每学期高分通过学业。他们就这样在大学野生野长，在刀光剑影觥筹交错之中，无耻地挥洒着自己的粗糙青春。
如果仅仅是写诗喝酒，那还不算一个李亚伟的完整生活。
大三时，他看上了一个低年级的师妹。力比多的超常积淀，幻化成了他笔下的无数野蛮情诗。他说“我是爱情的贫农，常常成为自己的情敌”，他甚至在情诗中表达“听到了月经初次来潮的声音”，他“要骑着最美的女人去死”。这种蛮横无礼的修辞和追求，让他在苦追半年后，终于获得了在校办楼下约会的权利。
他在每个周六的约会，成了他们寝室的重要节日。整个同室的单身汉们，都在半夜静候他的归来，然后详细地拷问——今天摸到哪里了？校办不灭的灯火，支撑了那个单纯女孩的勇敢。无数次他被同学蔑视之后，开始谋划如何砸碎那些妨碍他的夜灯和玻璃。
我曾经用光头唤醒了一代人的青春
李亚林认识隔壁医专的男生，传说那边的女生很多很美。亚伟像病急乱投医的花癫，跟着李亚林去寻医访药。在经过一个女生宿舍时，他听到了恍若天籁的手风琴声。他中邪一般推门进去，如被雷击似的看见了那个意外美丽的女孩。然后，他开始真正地恋爱了。
女孩是音乐世家出来的，而且是医专的校花。也许是他从敖歌那里学来的音乐常识，令他的搭讪显得专业而知音。他们在众目睽睽的嫉妒下相恋，在麦田里约会打滚。为了更多靠近，他甚至还跟着她练了两年手风琴。他那惯于自撸的手指早已粗糙，黑白键盘已经无法承受他的抚压。不过至今谈起《马刀舞曲》之类，他依旧背诵得起那些复杂旋律。
数学系的马松，是一个诗歌天才，同时也是一个惹祸专业户。他爱上了南充市当年著名的女流氓“煤油灯”，惹来了一场大型群殴。他们这伙大学生第一次被打败，又约反扑。正在约会的亚伟赶去时，双方皆被警察包围。各自拘留数人，亚伟必在其中。
看守所竟然就在中文系楼下墙外，次日，那个手风琴恋人闻讯赶来，就在楼上对着囚室，拉了整天的风琴。亚伟听见了熟悉的琴声，也被感动的警察，把他带到了院子，让他可以挥手喊话那个痴情的女子。
那时他已经面临毕业考试，警察竟然押着被初次剃成光头的他，回校参加考试之后，再押回囚室坐满他的七天。出来之后，他被记大过，马松开除，还有一些兄弟分别被处分。
那一年，新疆军区前来招兵，大学生入伍即享受连级。他的一切条件皆好，只是因为处分而不许参军。最终，他被分配回老家酉阳，再被下派到乡下中学，开始了他的教书生涯。
一个被警察剃光头发的大学生，发配回乡教书，这成了当年酉阳的重大社会新闻。他的所有家当几乎都被他卖光换酒了，扛着剩下的一箱图书，在乌江边像战败的项羽和石达开一般沮丧。那个年代，没有自由择业一说。不服从分配，就意味着自绝于党和人民。
他只好豪迈地来到酉阳乡下的丁市中学报到，第一次领工资时，他才惊喜地发现，他是全校稀有的本科生。他的工资竟然多到排名第四，他再也不用售衣沽酒了。20岁的他被安排直接教高三，有很多18、9岁的女生，看着这个打扮不俗的男老师，“隔着操场远远地爱他”。
也许因为明珠暗投的失意感，他依旧天天喝酒。每月工资只够花七天，然后就在小酒馆赊账。赊到小老板都要跑路了，只好独自喝寡酒。男生都喜欢这个不拘一格流里流气的老师，开始轮番从家里给他带下酒菜。他的卧室从来不锁，凡是见到桌上新添了卤肉，立刻会在班上不点名的表扬，以资鼓励这样的尊师行为。
空气和山脉
酒和水
有一只鹰从天上下来联系
领导之外，同事都喜欢这个毫无师表可言的年轻人。他带着大家打牙祭，说脏话，跟半老的女教师调情。丁市很小，当他奇装异服地出现在小镇黄昏，半街的寡妇都要引领翘望。眼看着校风就要被他带向邪路，书记语重心长地跟他谈心，意味深长地张罗为他介绍对象。
青春的寂寞慌张，谁都难免渴望红袖添酒。那对象是小镇储蓄所的员工，已然是全镇的形象窗口。一来二往散步吃饭，便含蓄暗示亚伟谈婚论嫁。书记的意思也是早结婚，早结扎，省得祸害人间。他那时已有云帆之志，自信不属于那块小土地。一听要进入下聘过礼的节奏，立马夹起尾巴跑得飞快。
初入社会的我辈，那时都对曾经的大学生活怀有依恋。更不要说还有风琴恋人，还有万夏等等坏种，仍在南充那个城市。他在1984年初回到南充师院，他的故事还在母校流传，学弟学妹像迎接金三胖一样热烈。万夏为他背诵了胡冬那振聋发聩的全新风格诗歌，两人开始商议成立“莽汉主义”诗派；中国第三代诗歌因此而进入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刻。
莽汉主义似乎没有宣言，只是在他们的一些酒桌讨论中，确立了基本的方向——那就是对第一代革命抒情诗和第二代朦胧诗的反动。莽汉主义诗派集结了李亚伟、胡冬、万夏、马松、梁乐、李亚林、二毛和胡玉这些坏小子，因为共同的坏水，很快形成一种鲜明的风格。他们大胆引入口语和污言秽语，以戏谑、反讽和自嘲的态度，调侃当时的世态和各种虚假的人生。
那时他们还没有接触到美国的“垮掉派”，但在精神趣味和态度上，已经天然地与金斯堡之流一脉相承。他们的诗歌充满酒色和暴力，玩世不恭地调戏着主流社会，非常冷幽默地颠覆着“上流正派人”的三观。应该说，他们是诗歌界的王朔，他们比王朔还早地打碎了文坛的假正经和伪崇高，对诗坛普遍流行的矫揉造作无病呻吟，进行了一次较为彻底的反攻倒算。
在我这个同代人看来，当时全国涌出的上万个诗歌流派和社团中，真正形成独有风格，且能在历史中站住的诗派，莽汉主义几乎是独领风骚的。更重要的是，他们不仅开创了这样一种诗风，更多的是开创了一种真正诗意的活法，一种处世态度和立场。我几乎熟悉其中的每一个人，他们基本用他们旁门左道的半生，实践和印证了他们当年的“莽汉”主张。
尽管两年后，他们便自己解散了这个诗派。但是一些诗人和作品，则永远地伫立在第三代诗歌运动的历史之中了。
1984年，21岁的李亚伟，进入了他诗歌创作的高峰期。他像一个发情的公兽一般，日夜挥洒着他的才情。
《硬汉》这首诗，几乎可以看出莽汉主义的基本风格和方向。他写道——我们这群不安的瓶装烧酒，这群狂奔的高脚杯，我们本来就是，腰间挂着诗篇的豪猪……
事实上，他从这一年开始，再也难以安分于他的乡村教师生涯，并不断用诗歌发起对高等教育和体制思维的嘲弄和对抗。《中文系》是他的成名作，也是他被广泛传抄和朗诵的作品。我无须在此摘录其中的金句，这首诗几乎颠覆了整个大学中文系的传统教育方式，其反叛精神和讽世态度，足以影响广义的89前后两代大学生。
围绕这一基本主题，他写出的系列诗歌，可谓满目珠玑。《毕业分配》《读大学》《苏东坡和他的朋友们》《司马迁轶事》《老张和遮天蔽日的爱情》等等，皆是特具这种揶揄风格且批判性极强的诗作。
谁敢惹咱两
那一年他苦哈哈地在中学讲台上，一边教孩子们弹吉他、饮酒，一边自顾自地胡乱恋爱着。医专女生、母校学妹、银行柜员以及乡村寡妇，都可能成为他笔下广义的女朋友，而唤起他强烈的诗性。他在古代和外国的一些诗人身上，看到了自己的一些悲剧性缩影——他们这些骑着马，在古代彷徨的知识分子，偶尔也把笔提到皇帝面前去玩，提成千韵脚的意见，有时采纳了天下太平，多数时候成了右派的光荣先驱……
我和他在那一阶段，都在基层教育的职业中苦闷着，那是一个很容易颓顿的年代，牢骚满腹乃至自暴自弃地生活。他在《给女朋友的一封信》中写道——若干年后你要找到全世界最破的，一家酒馆才能找到我，有史以来最黑的一个夜晚你要用脚踢，才能发现。不要用手摸，因为我不能伸出手来，我的手在知识界已经弄断了，我会向你递出细微的呻吟……
实际上他差不多只教了三年书，但影响了一大批学生。若干年后，这些成长为父母的弟子们，还喜欢回忆李老师的各种趣闻，甚至模仿他那种玩世不恭的活法。他从1986年开始便不想上班了，回到酉阳县城以众筹的方式开了该县第一个火锅店。尽管这个餐馆半年后，便被自家兄弟伙吃垮。但是这一谋生方式，几乎贯穿了他的一生。
中学书记无法容忍他的不务正业，各种干预，扬言要修理他。他直接赶去书记门前，狠撒了一泡长尿之后，书记的火焰顿时熄灭。之后，他获得了他游手好闲的自由，不断冲州过府，去成都和万夏杨黎等人厮混，并流窜各地以诗会友。他像武林高手出山访道一般，横行各地踢馆拜码头，结交各色英雄美女，将完全决裂于朦胧诗的一种狂放诗歌的种子，撒遍三江五湖。
正如他在诗中所说——面对一场浩大的邂逅，我们不在乎吻着的是谁。草原上风和日丽，风把草原吹过去，地主从盆地跑过来。时间跑过去，人跑过来，一声碰撞就爆发了土地革命。拖拉机朝前开，一路上发动人民……
他就这样一路醇酒妇人地醉着，再也不想回归山中。他宁可在重庆帮周忠陵看租书店，和刘太亨混大学舞厅，与廖亦武何小竹扯卵谈，也不愿回到讲台上去做一个道貌岸然的先生。其诗云——一些事情正在远处发生，我栽种，收获，用植物和动物杂交。我读了许多先贤的书，农闲习剑，将诗与命混为一谈，以墨汁和云酿酒，幽居在事物里……
她的去和来何曾与我我有关!
天空的阶梯降到海的另一面
我就去那儿洗心革面，对着天空重新叫酒!
1987年他来到武汉，如前述我们杯酒订交。他在武昌范道鉴的蜗居里一呆数月，开始猛追我们武大法律系的系花。他的情诗也是一绝，迥异于全世界的温情脉脉，像一个强奸犯一般的粗鲁——夏天你身材零乱，美得武断，在远方不断地花开花谢…此时月亮露出失身的欲念，美得像你熄了灯的瞬间，任我放进口中或送至刀下。森林充满失去树木的机会，到了冬天，你已含而不露。
系花是那种非常理性和务实的美女，在看穿了他的穷愁潦倒之后，含蓄地拒绝道：我只怕你是买得起马，却配不起鞍。他已经习惯了类似的嘲讽，只能在诗中自嘲——我们怀抱美人和疾病，度过了漫长的岁月…而我们是已经厌倦流血和劳累的一伙，结庐隐居，在大白天指鹿为马，暗中又将鹿藏起来，把马放在南山。用植物的茎和叶入药，并轻轻呻吟。夜晚，我们家伙一硬心肠就软……
在1989年那个著名的初夏之前，他一直过着这种流窜作诗的生活。混火车票，闯海南，到各地诗友之家换穿干净衣服，几乎成了一种常态。有一次廖亦武赢了一笔诉讼费，请他大吃大喝；他至今记得他连吃了五盘回锅肉的快感。这一阶段，他的诗主要由酒和色这两大主题构成，当然还有打架——我不揍这小子，我就可能朝自己下手。我本不嗜血，可我身上的血想出去，想瞧瞧其他血是怎么回事……
那年六月，他原本在他表弟——莽汉派诗人梁乐在十堰的家里，避开了那场风暴。廖亦武来信要他回重庆，说著名外籍诗人戴迈和到了，万夏他们一起要开拍一个诗歌短片。于是他就去了，一起筹划要拍的却是老廖记录那场悲剧的一首长诗。那时已经是全国开始大搜捕的时刻，他们接近顶风作案的行动，很快被有关部门侦知。他和万夏老廖等六人，在劫难逃，分别住进了重庆的局子里。
在经历了最初的“走过场”，戴反铐，无数提审之后，他这种混江龙一般的角色，很快成了号子里的老大。老大也没有太多特供好处，憋得久了，还得自慰发泄青春的愤怒与压抑。被看守发现后，臭骂他“到这里来了，还想搞享受”。于是，拖出去一阵电击，差点治好了他这打小落下的恶习。
经过五次起诉，法院还是无法给他们认定一种罪名。白白关了两年之后，通知他老家的公安前来接他回去。漫漫还乡路，这个一直坚持着诗和远方的汉子，终于还是被押解回家了。路上第一餐，两警官关切地问他“要喝一口吗”，他久渴的饥肠在一口一两下肚之后，竟然马上就被麻翻了。
既然无罪，那还得把他安排到酉阳教师进修学校。大家私下拿他当英雄，谁也不敢安排他工作。他就这样晃荡着，很快写出了他的牛逼组诗《红色岁月》。这是一组至今尚未得到诗界真正重视的诗，当然他也从来不把诗界当一回事。他在其中一首中写道——我心比天高，文章比表妹漂亮。骑马站在赴试的文途上，一边眺望革命，一边又看见一颗心被皮肤包围后成为人民中的美色……
那时，无罪被关押没有国家赔偿，但是工资还得给他补上。两年青春，换来了两千多元的积蓄，相当于政府帮他强行存款且没有利息地还给了他。但这已经是他平生见过的最大的一笔款了，他怀揣着这笔巨款，决心再次走向远方。
1992年，二渠道民营书商开始在这个国家暗中发展起来。和他同时出狱的同案万夏和刘太亨，已经开始当枪手，帮那些书商撰稿，过上了天天酒肉的生活。他们帮他介绍客户，根据甲方要求，他这个伟大诗人很快编写出《十大军事强国》《兵器谱》等等下三滥巨著。但是，他拿到了最初的几万元，这让他对生活重新恢复了一点自力更生的自信。
北方传来消息，二渠道书商的据点在北京的惠侨饭店。在那里，书稿好卖，价格不菲。他依旧一身破衣烂衫，像一个访民一样闯入了首都。那些书商每个人长期包一个房间，收购书稿，在床上摆摊批发图书，巨大的现金流在滚动。他挨户去发名片，兜售他的选题。胖哥陈琛正在点钱，他离开后，胖哥才看清楚他的名片上的大名。
胖哥也是当年主编《现代诗》月刊的行内人，急忙追到走廊上逮住他问：你是四川写诗的那个李亚伟吗？答曰是。如雷贯耳的名字，竟然成了如此落魄的卖稿人，胖哥立刻把他拖了回去。好酒好肉之后，胖哥问他想挣多少钱，他说挣五万，就回家写诗。胖哥大笑，劝他留下做书商，百倍于撰稿。他说没钱做书，胖哥叫来东哥一起给他投资，他很快自编自印，做出了《李鸿章家书》《左宗棠家书》。卖完几弟兄分账，转眼拿到了十万。胖哥问还回去写诗吗？他说钱这么好赚，日马不走了。
喝麻了
那时的二渠道，还真有江湖古风。诗人们凭借神交，就这样古道热肠地互相拉扯着上道。到我出来时，他们依旧这样提携了我。后来，亚伟、胖哥和郭力家三人合租了一套三室一厅的房子，过起了同居生活。我也经常去借宿客厅里，四兄弟天天大酒，各种乐趣。有一年，胖哥拉着亚伟合作投资一套书，几十万被人骗了，胖哥日夜焦虑，深觉不安。亚伟郑重地请胖哥喝酒说：这几十万也是赚来的，没了就没了，我不能看你这样，咱们兄弟还得快乐生活才是。
亚伟的大度和大方，江湖有名。大起大落过的人生，荣辱沉浮贫富都已看淡，任何时候的出手开言，都透着清贵之气。当然胖哥也是那种负责的人，他找来了东北多年的老兄弟马辉，这个满身刀伤的诗人，竟然帮他们讨回了损失。其中的故事，留待以后写马辉这个长白山老怪时再叙。
赚钱买房，结婚生子，开公司发工资，喝酒泡歌厅，我们这群曾经的诗人，在90年代的北京，开始过上了优裕而庸俗的生活。有时大醉醒来，看着满地狼藉，我们空洞的眼神互相质询——这就是我们曾经想要的日子吗？
2006年，名满天下的他，终于出版了平生的第一部诗集《豪猪的诗篇》。这是中国诗人少有的能够纯粹走市场销售几万册的书，精选了他不同时期的一些代表作。他在封底说——我喜欢诗歌，仅仅是因为写诗愉快；写诗的过瘾程度，世间少有。我不愿在社会上做一个大诗人，我愿意在心里，在东北，在云南，在陕西的山里做一个小诗人。每当初冬时分，看着漫天雪花纷飞而下，在我推开黑暗中的窗户，眺望他乡和来世时，还能听到人世中最寂寞处的轻轻响动。
在这一年，我们先后撤离了京城，离开了书业以及日渐朽烂的都市生涯。他在版纳，我在大理，我们如愿而偿地过上了在云南当一个小诗人的生活。他的诗集不断推出，不断获得各种大奖小奖。有的奖品是一匹马，他也骑不走；有的是一块内蒙的荒草地，他也拿不回。
今夜。酒杯和木桌。眼一点不眨。
今夜。神仙和云。山一点不高。
水也不深。
人似曾相识。
今夜。一次机会，两种感觉：
贝壳和毡房，
鱼和花。
今夜。一次机会，两种可能：
我和你，
岛和草原。
他写诗如篆刻，很慢很慢，半天下来，烟茶换了无数，划掉几十行，留下了两三行。他的诗如何好，留待理论家评说。我只想说，他是当代少有的几个创下了个人语言风格的诗人。他魔幻的想象力，奇异的修辞，神奇的语感，都是我辈望尘莫及的。更重要的是，我称赏的诗人，是那种真正诗意生活的人。他无论是对母语空间的拓展，还是对自由空间的抗争，都是对诗人这个词的一种示范。
我没有能力和耐心去一一分析他作品的独特之美，我更愿意记录他的前世今生，为这个庸俗的时代，留下一个真正诗人的活法样本。我们经常戏称他为李二白，他则自嘲为李有才。但我深知，遥远的未来，人民肯定记不住这个诡异的时代，曾经有过多少位主席。但是，一定会有他和一些诗人的名字，永垂不朽。
2017年正月初二
仨土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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